白癜风诚信医疗 http://m.39.net/pf/a_6204478.html《孟子》中的成语故事（连载）之十一：
揠苗助长
先秦诸子普遍喜欢用编段子，讲故事，说寓言的方式来说明一个道理，或阐述思想。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编故事的高手，其中孟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更是个中翘楚。先秦的诸子著作中，这四个人的文章写得最好。孟子的文章滔滔雄辩、气势磅礴，庄子的文章汪洋恣、仪态万千，荀子的文章结构严谨，逻辑严密，韩非子的文章深遂冷峻，辛辣老成。他们强大的编故事和讲寓言的能力是优美文章的一大助力。这些故事和寓言或取自现实，或取自神话传说，或是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他们为后世增添了非常多的文学素材，创造出许许多的成语，其中揠苗助长就是出自《孟子公孙丑上》中寓言故事。不过，这同时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遗症，那就是开创了地域互黑的先河。
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。谓其人曰：“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”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――《孟子公孙丑上》
这是孟子为解释如何培养浩然之气时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寓言故事。在孟子学说中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养气说。就是如何培养浩然之气？浩然之气非常抽象，具体是什么？就连孟子口才那么好的人，也承认很难用言语去说清楚。他只能笼统的说浩然之气是一种最强大，最刚健的精神气象，圣贤气象。人一旦有了这种气象，就会凛然不可侵犯。不过，至于如何养气，他却清楚明白的提出正确和错误方法。孟子说浩然之气是“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”，如果“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”；所以养气要“以直养而无害”，再配合“配义与道”。就是说浩然之气必须要用正直、诚实去培养，是个人的仁义，道德长期积累。不是偶尔的正直诚实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坚持，否则就会疲弱无力。
浩然之气难养，因为它既不能半途而废，又不能急于求成。半途而废，浩然之气就会软弱无力，不起作用。但如果急于求成，则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为更好的说明这一点，孟子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。从前，有个宋国的农夫总是嫌自己农田里的禾苗长得慢，天天到田里去看禾苗的长势。但看得越频繁，就越觉得禾苗没有长高，无论怎样看都是同一个样子。于是心里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让禾苗长得快些？有一天，农夫早早的就来到田里，弯着腰，一棵棵的将禾苗拔高。一大块的农田，农夫从早到晚，忙了整整一天才拔完，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。回到家里高兴的对家人说：“今天可把我累坏了，不过，我帮助禾苗长高了几寸，这辛苦也值得。”他的儿子听到父亲的话，觉得很奇怪，急忙的跑到农田里看个究竟，发现经过一天的暴晒，禾苗早已枯死了。在这个故事的后面，孟子总结说：“天下不犯这种揠苗助长错误的人是很少的。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，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；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，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－－不仅没有益处，反而害死了庄稼。”
孟子拿揠苗助长的故事来解释培养浩然之气不能急于求成，确实的精彩生动，令人过目难忘；但另一方面也是有意无意的将宋国嘲笑一番。事实上，先秦诸子确实特别喜欢拿宋国，郑国和楚国开涮，开涮的原因却各不相同。拿郑国开涮的主要是韩非子，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有8处故事是关于郑国的，大多数都是贬义，比如，郑人买履，讽刺郑国人的教条，不顾客观实际；买椟还珠，则是讽刺郑人没有眼光，不懂取舍。拿楚国开涮的成语也很多，如刻舟求剑，批评楚人的不知变通；狐假虎威，讽刺楚人依仗别人的势力欺压人。但被开涮得最多的，还是宋国，在诸子眼中，宋人几乎成了蠢笨的代名词。除了孟子的揠苗助长外，还有守株待兔，讽刺宋人只会守住狭隘的经验，不知变通；田父献曝，则讽刺宋人的自作聪明；就连身为宋国人的庄子，也编了一个宋人到越国卖帽，血本无归的故事来自嘲一番。
韩非子讽刺郑国，因为韩国与郑国是世仇，两国长期敌对，多次交战，互有死伤，最后韩国付出了深重的代价才灭了郑国。韩非子作为韩国的贵族，就算不能当将*上战场，也要在思想文化的战线上出力，贬低郑国，为国家出力。楚国地处偏远的南方，原来只是一个部落，文化要比各个中原诸侯国落后。周公平定“三监之乱”后，周天子分封功臣，楚国的君主被封为第四等的子爵，并赐国名为楚，封地在荆山的丹阳。虽然被周天子策封，成为一方诸侯，可以名正言顺的拥有土地和臣民，但各个诸侯国基本上都瞧不起楚国，不屑与之为伍，称之为蛮夷或南蛮，国君则呼之为楚子。这样的出身背景，就难免处处要被人嘲笑了。但宋国被人开涮就是其他深层次的原因。
首先宋国被封，不是因为他跟随武王伐纣，对周朝开国有功，恰恰相反，宋国的君臣，子民全部都是殷商的遗民。牧野之战，商*大败后，纣王自焚，武王攻陷商朝的都城镐京。对于商朝的贵族和百姓，武王并没有赶尽杀绝，而是采用殷人治殷的办法，将商朝之前统治的地方封给这些人，并策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国君。同时，为防止殷人造反，将自己的兄弟管叔、蔡叔和霍叔分封在殷都附近，负责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。武王死后，继位的周成王年幼，由周公辅助摄*。管叔三人不服周公摄*，武庚趁机挑拨，联合三人一齐造反。结果这场持续了三年的“三监之乱”以武庚和管叔被处死，蔡叔流放和霍叔贬斥而结束。胜利后的周公为了安定殷人的民心，以周成王之命分封纣王的弟弟微子启为国君，定都于商丘，国号为宋。宋国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是后来被诸子取笑的原因之一。
宋国虽然是殷商遗民，又有犯上作乱的前科，但被封为宋国时，地位却是最高的。在“公、候、伯、子、男”五等爵位中，享有“公爵”的地位。要知道，周朝早期分封有功之臣时，能够得到“公爵”地位的，只有周公的鲁国，连功勋元老姜子牙的齐国，爵位也只是“候爵”。有不虞之誉，就会有求全之毁，人是如此，国家也是如此。宋国意外得到这样高的爵位，自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责难和非议。
文化差异可能又是另一个原因，宋国不但得到原来殷商的土地，获得仅次王的公爵地位，还允许保留自己的文化。宋人可以按照原来的殷礼来拜祭祖先，宗庙，殷商文化中的好占卜，崇*神的习俗也大量的得以保留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周礼、周制成为文化主流时，宋国的思想文化就显得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了，最终沦落为迂腐、丑陋的落后文化，而备受当时知识分子的诟病。就连那位严格按照古代作战规则，临阵不忘大礼，“不击半渡”，“不重伤”，“不禽二毛”的宋襄公也要被人嘲笑愚蠢，迂腐和教条。在春秋时期，宋国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实力并不弱，宋襄公甚至还有能力参与霸主的争夺，但到了战国时期，宋国实力大减，彻底的沦落为二、三流国家。这样一来，在战国时期，宋国经常被人拿来开涮就不足为奇了。
此外，宋国善于经商，与重农的主流不合，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。拿宋人作为寓言故事里的丑角，从孟子开始，先秦诸子们乐此不疲。他们大概没有想到，到了后世，越演越烈的地域歧视，如果要追溯起源，他们就成了“始作俑者”。
揠苗助长
把禾苗拨高，以帮助其生长。比喻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急于求成，反而把事情弄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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